生活


梦想的都市
 
 
 
“十年一觉上海梦”——“大上海计划”的回顾
 
    “市政府就在这一天举行庆祝,有阅兵和招待外宾等节目,真是盛况空前。这时我们多年的理想已是一步一步地接近现实,也不再有人讥笑我们在做梦了,可是到今日回想起来,还是和做了一个梦一样。这是一个美妙的梦!一个兴奋的梦!而对我更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梦……”(《沈怡自述》)
 
    原上海市工务局局长沈怡在他的自述中这样写道。而这个令他难以忘怀的梦想,则是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戛然而止的大上海计划。如今,回首这段往事,用当下的流行语道来,可谓是一出期待逆袭的吊丝,在最后一刻却功亏一篑的悲剧”。
 
设世界港于上海
 
    192777日,新成立的上海特别市氛围热烈,在市政府宣告成立的那一天,枫林桥的道尹公署里,国民政府代表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古应芬、监誓员张静江等300余人参加了大会。在蒋介石作的长篇训词中,他特别强调:上海之进步退步,关系全国盛衰,本党成败,不能不切望全体同志联合起来,协助建设。足见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建设大上海的重视。
 
    事实也的确如此。从地理位置而言,上海可谓是首都南京的门户;从经济地位而言,上海占此时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而在不少国民政府大员眼中,上海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国民政府的第二首都。因而,对于雄心万丈的国民政府而言,建设一个新上海,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市政、交通建设的楷模,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于是,如何建设一个独立于租界,属于民国自己的“大上海”,便成了初生市府的头等要事。1929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在123次会议通过了大上海计划,此方案遵循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提出的设世界港于上海的方针,将北邻新商港、南接租界、东近黄浦江,地势平坦的江湾一带(7000亩合460公顷土地)划为市中心区域。并在此区域内建造市府、图书馆、体育场等一系列公共建筑。
 
    在区域功能规划上,将市中心区域划为政治、商业、住宅三部分,以五角场为中心形成蜘蛛网样的干支道路系统,用三条马路——黄兴路、其美路(四平路)和翔殷西路(今邯郸路)——分别接通杨浦虹口闸北,用两条马路——翔殷路淞沪路——通向大上海腹地,构成既相分割又互为联系的街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全市范围的道路系统改建。
 
    为了实现《建国方略》中“设世界港于上海”这一更大的愿景,沈怡选择在黄埔江下游建造可停泊万吨级以上巨轮的深水码头,将吴淞开辟为新港;并改建原沪宁、沪杭铁路,使其直通江湾,实现水陆货运联网。
 
民族主义的反拨
 
    对于时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沈怡而言,舍弃了已经发展了数十年的南市与闸北,选择偏僻的江湾,需要不小的魄力和勇气。然而,这位精明能干的海归博士,有着自己的想法。
 
    由于当年市政府所辖最重要的闸北、南市区被租界隔。而浦东又与市区腹地联系不便,因而,沈怡选择租界以北,浦东以西,黄浦江下游又与吴淞口相邻的江湾这一未开垦的处女地,无疑将占据水陆地利若将沪宁,沪杭铁路延至江湾,实现水陆联网,上海市政府便可摆脱租界影响,自主水陆航运,振兴华界,实现民族的自强。
 
    从此种角度而言,这个计划,有着毫不含糊的振兴华界、抗衡租界的意图,你可以将此看成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对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西方人在这座城市趾高气扬现状的一次反拨。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不少专家也认为,开埠之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城市繁荣与华界破落的鲜明对比,也是国民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坚持推动大上海计划,借此恢复民族自尊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当时兴起的民族主义热潮中,上海市政府与华界市民也皆抱定了欲与租界试比高的决心。
 
    因而,当此计划传到租界的洋人耳中时,租界中最有影响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用一篇《梦想的都市》(A Dream City)对此极尽嘲讽挖苦,认为这无异于是中国人的白日梦。但这似乎更激发了怀揣着民族自强梦的知识分子与市民,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为别的,只为争一口气,只为有一天能将租界取而代之。
 
梦碎战火硝烟
 
    “不被嘲笑的梦想不值得去实现”,为了实现这个“白日梦”,随后的几年中,沈怡带领他手下的一批年轻工程师们,日以继夜,铺管道、拓马路,建造配套公共设施……的确,这群热血青年相信,双手能够创造一个新世界,相信梦想能真正地照进现实。
 
    正当大上海计划处于实施高潮之际,“一·二八”事变发生,上海的华界遭到日寇空前浩劫,损失惨重,然而,战事一停,市中心计划立即复工,并圆满的落成。19331010日,市府新厦落成,市政府正式从枫林桥搬迁至此,这幢涂彩飞檐梁柱式、具有浓郁中国古典风格、融美观与实用为一体的市府大厦正式启用。是日,全市放假一天庆祝,十万人齐聚市府广场,航空署还派9架飞机飞翔于市区上空。与此同时,市中心区内的电灯、电话、自来水、公共汽车等公用设施也已完善,市民在新区内的建筑住宅及新村也星罗棋布,比比皆是。不少人看来,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大上海”正在拔地而起,这个梦想的都市就在眼前。
 
    两年后,当董大酉先生设计的“飞机楼”于193555日建造完成于五角场地区时,这个日子,距离1937813日已经并不遥远了。这个时刻,又有多少人意识到一个民族的大危机正在迫近,这迫近的大危机不仅将摧毁沈怡、董大酉们的雄心壮志,更将彻底地摧毁艰难诞生的大上海计划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租界外的上海皆被夷为平地,战壕纵横、坟地遍野,市政府大厦前的孙中山铜像被推倒,拿去造起了日军的弹药,曾经闻名远东的上海市立体育场被日军用作弹药库,而大上海的美梦则彻底被埋在荒芜的草冢中了……
 
    这的确是历史的玩笑,从192777日上海特别市成立到193777日抗战全面爆发,工务局局长沈怡整整十年的心血付之一炬。“大上海计划”在淞沪的战地硝烟中灰飞烟灭,而留下的也只有零星的几处建筑了。
 
那时的海归派
 
    “当年的博物馆已成为医用建筑,而当年的图书馆今后又将成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只是希望董大酉先生的经典之作不要就默然消失在岁月中。看着被冰冷锁链圈起的废园,一位住在五角场的网友在他微博上感慨道。
 
    而被他提及的,则是几近荒废 中华民国上海市立图书馆,在其正东,与它遥相呼应的,则是位于长海医院内的中华民国上海市博物馆。而细心的市民可以发现,这些建筑与上海体育学院内的“上海市政府大楼”及江湾体育场,风格相似,似乎是出自同一位设计师之手。
 
    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些建筑的始作俑者便是当初“大上海计划”中崭露头角的董大酉。这位清华毕业,留学美国的建筑大师用独特的方式在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由于“大上海计划”接受了欧美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和方法,城市整体规划采用欧美流行的网格状路网,在当时建筑界中西合壁风的影响下,该项规划也吸取了中国传统建筑空间组织方法,因而,董大酉采用了中国宫殿式的混凝土建筑。诸如上海市政府大楼、上海市立博物馆、上海市立图书馆、上海市立体育馆、上海市立医院、航空协会会所等建筑莫不如此。
 
    从某种角度讲,“中体西用在这里实际上倒是转化为了西体中用,也就是整体的西方城市骨架和零星的中国建筑形式。进一步而言,董大酉及这批海归所创设的一种新的建筑形式,在此后的中国的公共建筑设计中更被广泛使用。而同样有意思的是,尽管这种形式此后全国各地都不断出现(包括1949年以后),而在上海好像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这又是为何呢?似乎仍是个未解之谜。
 
    虽然,由于战火及其他种种原因使得“大上海计划”并未完全实现,而那些如沈怡、董大酉一样的海归派们所做出的贡献也是无法忽视的。沈怡的自述中写到:“这也许是由于这一批不懂政治、不惑于名利,十足是一群地道的工程师,才有这样一股子傻劲。” 更准确地说,正是那些留学海外的有志之士,充当了大上海计划的设计、建设的主力军,为民族争光的信念召唤着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在建设大上海的热潮中。
 
    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看,大上海计划始终是一个不能被跳过的重要历史丰碑,这项计划促使了中国现代市政制度的建立和早熟,并在这个制度基础上达成对功能分区、公共建筑、城市交通和城市住宅等现代城市问题的解决策略。
 
 
梦想下的阴影
 
    “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1932年,作家穆时英在小说《上海的狐步舞》中这样描述到这块土地, 70年光阴倏尔一过,曾经的大上海计划梦想已然成为昨日黄花,而一如70年前,当下这幅土地上时时上演的“剧目”让人时常觉得恍若隔世。
 
    看着改造后的新天地”,一位曾经的主人王先生心中感慨颇多。“这座房子如果按照当时的市场价,至少值上百万元,但定性为公共拆迁后,只拿到了十几万元,他觉得始终觉得自己上了政府的当。当初,他没有想到,十多年前,政府以市政动迁名义让他搬走后,他家房子没有被拆除,而是装修一新成了一家酒楼,而自己得到的动迁费用却是少之又少。
 
    当初,这种市政改造模式,使得新天地的设计师伍德在中国走红,随着他被各地争相请去克隆。它的教训也一样被复制开来,造成的结果就是所改造地区的原居民无一例外被政府以市政拆迁的名义赶到了郊区。
 
    今天,随着上海房价难以置信的飞涨,当初值百万元计的旧式里弄,更有不少跃上了千万元级别,这也更让当初迁出的原住居民始终耿耿于怀。而类似与此的土地纠纷及暴力拆迁所引发的冲突也渐渐成为当下中国社会行进过程中,众多矛盾里最为突出的问题。
 
    而不必讳言,时下市政建设中的种种乱象并非今日独有,由于史料的不断曝光,我们发现,在当下被过度包装的“民国时代”下,被称赞“从项目论证到招标,全部公开透明的“大上海计划”似乎有些言过其实。
 
    细节一:作为大上海计划主要推动机构的工务局,在危房改造计划受到了屋业主和租户的联合抵制时,为了拆除这些房子,他们以脚手架包围所谓的危房,并逐日增加竹竿的数目,直至里面的住户再也无法进出。(《申报》1927.11.16,12:21932.11.20.16:1;《上海特别市工务局业务报告1931-19321932,83-84
 
    细节二:由于南京政府此刻正忙于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和围剿工农红军,巨大的军费开支和经济上的严重停滞使得它没有实力付诸实行大上海计划,因此,它以发行市政公债和招领余地来推行大上海计划。但由于民间投资亦少有响应,大上海计划所需要的大片土地,几乎是从农民手中强抢过来,由此导致了大规模的民间抗议。(《申报》1933.4.27.7:31933.4.28,11:11933.8.23,12:3;《中国年鉴》1935,82。)
 
    由此几项项短小的事例可见,现今存在的市政建设中的种种矛盾,在75年前的大上海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也颇为常见。而为何又有那么多人总是一厢情愿地对于事实选择性失明呢?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在中国,史学家克罗齐的这句话早已被无数人泛滥使用。而这其实符合了历尽劫难中国人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习性。可以直言,内地这种应时而生的民国热中,除了对于民国时代史实的反正外,也夹杂着大量网民对于当下现状的不满与怨言。
 
    通过对于1949年后,几个重要工业城市的规划案分析,尽管规划细部会因有多种因素而产生差异, 但从操作的实际情况而言,与其说它们照搬自苏维埃模式,不如说它们根植于中国本土官员在近代以来形成的对现代化的理解。而这理解的背后,则是近代中国一路走来所追求的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独裁统治的政治作风以及计划经济的运行模式。即便将1949年看做是历史的分水岭,但是国共这种对于此种现代化的理解仍旧一脉相承。而大上海计划则是对这种理解的最高潮的表达,因而在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1949年之后所有城市规划事件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