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背负民族自我认知的民国旅行
  

 

 
    时下,平淡生活使得旅行的意义也许只关乎个人的生命体验,而回首内忧外患的民国时代,不少学人们的旅行可能背负了更深的意味。前赴后继地用双足丈量国土,也让这种“自我发现之旅”有了几分悲壮。1932年,以《良友》画报全国摄影旅行团代表的壮游,在主编梁得所离开月台的那一刻,也即宣誓着这个民族在历史的大漩涡中,自我发现与认知之旅已然上路……  
为自我认知而迈开脚步

 

    自晚清以降,对于中国来说,“认识你自己!”就已经不仅只是哲学探究的最高命题,而且渐成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也即“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原中华民国国学馆馆长,前交通部总长叶恭绰应《良友》画报之邀,在寄语《良友》画报的一文《对于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的感想》中如此写道,“世界上大约只有我们的国,是一种特别的情形,立国四千年,究竟现在我们的国土有多么大?人民数目有多少?我们始终说不出。这仿佛一个人连自己是不是有两只眼,一个鼻,都弄不清楚,更说不到研究体质、脑力、性情如何了。我国说变法,说革命,近五六十年样样改革不少,独这一点,还是照旧”。       此般生动的比拟,也道出了叶恭绰对于现实的万般无奈,但这似乎也是历史的嘲讽。上溯90年,即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投笔从戎的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的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海国图志》初刻问世。其中提及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科技也让国人惊诧到“自己并非天朝上国”,因而,他成为了开启中国朦胧睡眼的第一人。此书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似乎也让中国人似乎找到了救亡图存的法宝。       但现实与理想总有差异,随后的年岁中,清廷二败鸦片战争、三败甲午战争、再败八国联军,现实让中国人意识到,问题也许不在,而是在内部。我们最需要认识的可能还是自己。然而,用文字解剖民族性格的鲁迅则在《华盖集》中抱怨道,“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也直言这事也是极其困难的。  叶恭绰继续在此文中写道,“人们过着哲学意味的生活,或者以为这一切本可不闻不问不管,无奈事实催逼你。如果真正不问不管,就有多少不妥。因此,黑龙江东的地图一画错就去了几千里的领土;自己说台湾生番,我们不管,日本就会派兵去管”。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当亡国灭种的压力着实压来了,我们已然不能再用瞒与骗的方式来麻痹自己了。       恰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即“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由《良友》画报主编梁得所及张沅恒等三位摄影师组成的“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在媒体与各界名流的关注下,登上了赴内地考察的列车。是日,正是这位“交通系”的首领叶公绰,带着对于此行的期待,亲送摄影团上车,并再三叮嘱。
    从这一年九月直到次年五月,在八个月的远征里,他们一路风餐露宿,长途跋涉,有时竟乘着颠簸的骡车在大西北旷野行走月余。在盗匪横行、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如此兴师动众地大规模采访,其中困难可想而之。
 
    毋论当时,即便是今天,即使有了最为便捷的交通工具,如此“壮游”也并非易事。因而,对良友摄影团而言,耗资甚巨,艰难颇多的旅程显然不是为了多卖几本书或者孤芳自赏般简单。事实上,梁得所及其良友的同仁,对于这次被赞誉为“中国文化事业之创举”之行的愿景显然非常宏伟,那就是“使美丽山河印象映入全国人民脑际,足以增加及坚强其爱国心”。同时,这也与其创始人伍联德在《为良友发言》中提出的“出版业可以保国育民!印刷业可以强国富民!”(《良友》15期,19273月)的使命相一致。
 
各类考察齐聚西康
 
    就地域选择而言,《良友》全国旅行摄影团以及其后众多考察团对于考察地域的选择也有自己的考虑,这也与当时的政治现状密不可分。由于1931年东北的沦陷,使得华北平原顿失屏障,平津直面日军的铁蹄。因而,对于大多数国民而言,尚未开垦的西南诸地区在国防上的战略纵深意义愈显;因此,对于西南边陲民族的考察与研究就显得日趋重要。而位于川藏交接处的西康省则又是重中之重。
 
    在西南诸省中,1925年设特别行政区,1939年才最终建省的西康省最为年轻。这块47万平方公里的处女地,涵盖了现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雅安、及藏东的昌都地区、藏南的林芝地区,其地域内以藏族为主,也基本包含了藏文化中的康巴地区。由于西康是内地进入西藏的门户,东西衔接川、藏,南北连接青、滇,从其位置而言,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从矿场、森林、水利、动植物等诸多资源来看,它更是一块还未雕琢的璞玉。
 
    到了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自沿海西移后,与四川接壤的西康地区则更显重要。而若从日后众多学者、专家的考察研究成果来看,在川康滇黔桂等西南诸省中,对于西康省的研究成果又是最为丰富的。而正式与非正式的、政府与民间的、团体与个人的考察在“九·一八”事变前也已开始……
上溯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西康省当局即已委托华西大学派人调查社会情形,这个以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柯象峰为团长、民族学家徐益棠随同的考察团在西康各地调查近三个月时间,事后,徐益棠逐日将考察团的行程、经过、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是为《西康行记》。 从内容看,虽然只可将其定义为游记,但就其贡献而言,也可将其看做是西康考察的先声。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马长寿民族考察团赴凉山彝区调查,撰写《凉山罗夷系谱》。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下旬,以李璜为团长,黄炎培为副团长的川康建设视察团,分5组赴川康两省视察,并编拟了长达90万字的《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
 
    同年,吴文晖代表国立中央大学参加管理的中英庚款董事会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吴文晖与伍启元教授率领经济组团员陈如先、刘智德、徐麟、薛德基、齐兆武等人调查了西康的社会经济状况。事后,吴文晖根据这次调查所获得的材料与朱鉴华合作撰写了《西康人口问题》,而梁甄第作为考察团成员之一,曾只身深入大小凉山考察,他归来后也撰写了报告书,并提交给中英庚款董事会。
 
    民国三十年(1941年),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联合组成川康古迹考察团。并组织川康民族考察团,考察羌、嘉、戎、倮倮、西番等民族。在川康民族考察团考察后,马长寿根据调查资料写下了《钵教源流》、《嘉戎民族社会史》等论著……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任乃强、李安宅率华大社会学系考察团赴西康北部,着重对寺庙、藏传佛教各派和土司做实地研究。返回四川后,撰成《德格土司世谱》、《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对元以来康区土司制度的演变及喇嘛教的发展,作了深刻剖析,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而李安宅也发表了《喇嘛教萨迦派》等研究藏传佛教各派的系列学术论文。在1945年暑假他又对嘉戎藏人进行了考察,此次考察有研究生兼助教陈永龄随行。著有《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后在此基础上撰成专著《四土嘉戎》,而陈永龄根据调查资料撰成其硕士论文《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
 
    此外还包括了媒体类诸如:申报记者考察团,中华边疆考察团,沪记者组织的川康考察团等等。从团队来看,从民国十八年(1929年)徐益棠的《西康行记》肇始,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对于西康地区的团体性的研究范围涵盖甚广,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土司制度问题、经济工程问题等皆有深度关注。
 
 
    除此之外,以各科学术为目的个人考察也屡屡出现。
 
    1928年,著名人类学家杨成志受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指派,赴云南调查少数民族情况。随后,杨成志深入西康大凉山彝族地区,调查研究奴隶社会结构及彝族生活情况、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特征,写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罗罗太上消灾经对译》等专著。
 
    1929年,著名民族史学家任乃强首次赴西康考察,历时一年,游历康定、丹巴、甘孜、瞻对等十一县,将所见所闻写成了《西康札记》,回四川后,又依据笔记材料撰写了《西康诡异录》、《西康十一县考察报告》等文,详述了西康地区的风土人情与社会文化。
 
    同年秋天,著名地质学家谭锡畴和李春昱,在丁文江所领导的西南地质大调查考察中,对四川、西康作了大规模的区域地质调查。此次考察,行程上万里,历时2年多,作1:20万路线地质图30余幅。 
 
    193811月至19397月,中国人类学先驱,纪实摄影大师庄学本,在宁属的越篙、冕宁、昭觉、盐源、 盐边各县十二个彝族村落考察。并于19415月,撰成《西康夷族调查报告》。同年,庄学本举办了“西康影展”,以真实的形象介绍了西康的山川、地理、民族、物产,吸引观众二十万余人次,其中有国民党高官如孙科、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等。
 
    进入抗战时期,沦陷区的一大批公私立高等学校相继内迁至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陕西等省。一时间,西部省份高校云集,文化教育达一时之盛,而西康的特殊情况,更吸引了一批从事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学者纷至沓来。在某种程度上,也直接促使了我国近代“边疆学”,“民族学”,“地理学”的飞速发展。
 
    从目的来看,当时数以百计的各类政府、个人的考察团队对于西康边陲的深入考察可谓是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而从民族融合的角度而言,这样的考察无疑拉近了中国主体民族“汉族”与边陲少数民族的交流,虽然沟通的过程有些艰险,但显然还是值得的。而中国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也正是通过的抗战的历练,才使得“中华民族”的概念深植于每一个国民的思维。
 
认识自我的艰难历程
 
    而事实上,从当时不少的知识分子所留存的考察报告及游记来看,在这样的民族自我认知问题上,自古留存的汉夷之辩以及大汉族主义的思维已然鲜明,也许这也恰恰说明了这种认知的过程绝非轻松。
 
    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即已入西康考察的民族学家徐益棠的例子显然是其中代表。这次西康考察后,在1935年至1940年期间,金陵大学学者徐益棠又参加了中国地理学会组织的大藤峡傜山考察、四川省政府边区施教团,与社会学系主任柯象峰共同组织了西康社会考察团赴西南民族地区进行考察。通过多次考察,徐益棠逐渐走向了自己学术生涯的巅峰,而他的多篇代表作皆在这一时期完成。
 
    而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则是其留存下的旅游行记、书评等文字。而从这些文字中,我们看到的景象,则有些尴尬。他出行有士绅风度,无论是在傜山,还是前往雷波,或是去康定,都必定坐滑竿或轿子; 沿途无论生病、颠沛流离,或是饥寒交迫,必定会吟诗作赋,赞颂路边幼小的美女、宜人的风光,想念家中儿女,记述艰难辛酸的旅程等。
 
    虽然他的跨文化视角是多元的,但在这多元之中,汉文化的参照无疑占据极大的比重。在其描述儸族(彝族)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描述道,“家族中无祠堂及天地君亲师牌位”,【《雷波小凉山儸族调查[J]. 西南边疆,1941( 13) ;雷波小凉山之儸民[M].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印 民国 33 ( 1944) 】.而这样的调查理念,完全是以汉族为参照的标准。而若以此准绳设置,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调查结果的有失偏颇。但这显然不仅仅存在于徐益棠个人,而是广泛存在于当时的学者思维之中。
 
    此外,他的傜山调查、雷波儸民调查和康区道孚调查,都须仰赖翻译人,这大概也是中国民族学最尴尬的处境之一。这种如同《鲁滨逊漂流记》中的经历在现实中,显然有其现实根据。由于言语无法交流与沟通,对于少数民族的知之甚少儿产生的恐惧显然不少。这当中既有汉族对于少数民族的歧视,也让少数民族对于汉族有了恐惧。
 
    1928年,时年26岁的杨成志在熟悉彝情人士的帮助下,乘木拖船越过汹涌澎湃的金沙江,抵达凉山脚下六城坝县佐驻地,因旅途劳累而病倒。在民族关系极为隔阂和紧张的时代,附近彝民听说省府派来专员调查,误认为是要征服凉山,第二天黄昏结集了约40多名彝民武装,围攻县佐驻地,后见汉人团兵来援,方退去。
 
    事后,他结识了当地几位会操汉话的彝族朋友,诚恳地向他们求教学习彝语和彝文,通过观察当地汉彝贸易集市黄草坪的赶场活动,也使得他和彝民之间获有一个相互熟悉的过程。因而,也恰恰是在这样的交流下,使得不少学人在考察的过程中不断地熟悉少数民族,也正因此种交流与沟通,使得不少人渐渐摆脱了近几千年来汉人对于“蛮夷”的传统观念,使之走向了真正的民族平等的道路。
 
    1932年,当《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用一幅幅景秀河山的照片让我们看清中国自己的肌理时,此刻,抱着拳拳爱国之心的学人走向了民间,走向了边疆。用自己的双足丈量起了我们的土地,带我们走进中国的腹地,走进各个民族,引领我们认识真实的中国。也许恰是那些艰苦卓绝的旅途,也使得我们今日在看到那些文字的记录时,仍旧有着些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