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袁灵云:那些年,那些事
 
 
 
 
    我的生父姓毛,他是新宜藥廠的工會主席和會計,他勤工儉學到法國。我的祖父是搞建築的,在杭州很有名。我的祖父死了以後,我的祖母敗家敗得很厲害,把所有的家產都敗光。我的祖母喜歡打牌,跟哈同夫人一起賭錢,辦香煙廠甚麼的。
 
    我的父親有一點新的思想,思想比較開放,他喜歡電影,原本想讓我去跟袁美雲拍電影的,於是到了袁家。沒想到進入袁家就是先學戲,後來竟唱了京劇。
 
 
伶人往事
 
    我1925年生人,1935年,我十歲的時候到袁家學戲,1937年拜袁仰安做乾爹。1942年開始演話劇,1943年和周璿一起在金城大戲院演《漁歌》,就是《漁家女》的改編。抗戰勝利之後,我還唱過歌,在南海花園,唱歌慶祝勝利,1946年我就到中國大戲院演京戲。1946年底,我到香港還拍過兩部電影,和美雲一起的,分別是《蒙難夫人》《間諜忠魂》。1950年,在上海國泰電影公司拍過電影《再生鳳凰》。
 
    我的養父袁樹德與徐朗西都曾在日本留學,他們是同學關係。徐朗西是海上聞人,也是紅幫的首領,袁美雲就是拜他為乾爹。
 
    我比袁美雲小八歲,比袁漢雲小九歲,我比他們都小,袁家我是最小一個了。我雖然沒有拜徐朗西為乾爹,但實際上他也就是我的乾爹了。他家裡也經常有唱昆曲甚麼的,我經常到他家裡去玩,去唱昆曲。如此一來,在徐朗西的家裡,我就認識了袁仰安的夫人袁蘇燕生,據說她是蘇東坡的後代,家族是很有淵源的。由徐朗西作介紹,我就拜袁蘇燕生為繼娘(乾媽),拜袁仰安為繼父(乾爹)。他們都很喜歡我、看重我,認為我會在藝術上有所成就。因為我小時候嗓子很好。
 
    我的個子比較矮,我記得他們怕我長不高,袁仰安就開了車帶我到檢查身體的地方去,一查我的骨齡好像快要閉合了,他說那就不行了。大概是在1942年的時候,四大名旦的荀慧生到上海來演戲,袁仰安他們覺得這個機會很好,就叫我拜荀慧生做老師,當時荀慧生也很高興,因為我同時也是馮子和的學生。
 
    馮子和是江南第一花旦,荀慧生很佩服馮子和的藝術和人品。我這個老師(馮子和)的人品很高尚、很要強,他說藝人要自尊自強,而且他把自己的收入拿出來培養學生,辦了一所學校,當時有幾十個學生,白天他們讀書,晚上就叫他們唱戲。所以馮子和很贏得伶界的尊重。聽說麒麟童(周信芳)年輕的時候也得到過馮子和的提攜。我跟馮子和學過一兩年的戲,所以荀慧生很高興,就收我做徒弟了。他們(袁仰安夫婦)在家裡設宴,就叫我過去,拜了荀慧生為師。
 
    他們有一些朋友做了一家俱樂部,就在世界盃舞廳的樓上,舞廳在現在的延安中路,那個時候的叫愛多亞路,徐朗西之類人物都去那兒玩兒,一幫有地位的人都在那裡。那裡也請了很多老師,那個時候有教昆曲的鄭傳鑒、教花旦的老先生陳彤雲,還有王耀青的學生金碧豔,都是有名的伶人。每週二四六下午兩點鐘開始,我學習京昆就一直要學到四五點鐘。我在那裡唱啊,他們大人們在那裡玩牌啊、打麻將啊、打梭哈啊甚麼的,他們也談論一些時局。他們覺得我很好,打算預備組織一些人給我包下蘭心大戲院,讓我唱半個月或者十天的戲,其實就是來捧我,讓我出名。我袁家爸爸(袁樹德)不肯,他說小孩子基礎還沒有太扎實,因為沒有通過足夠的實踐,馬上就捧上去的話,弄得不好摔下來對不起大家,他希望我一步一個腳印往上走,他認為我如果真的努力的話,也是可以成名的。我袁家爸爸於是就婉拒了他們的好意。他們後來就想了一個辦法,就說讓我到電影公司去拍電影,不一定拍,就是拿一點錢來學戲。他們又想辦法叫袁美雲來吃飯,叫我也去,之後美雲帶著我就去見了張善琨,當場張善琨就同意跟我簽三年合同,一個月三百塊錢,那個時候三百塊錢不得了啊。我就拿了三年的錢,但是沒有拍過一部戲,就拿這個錢來學戲、買行頭、置服裝。
以後抗戰勝利,接著發生內戰,我的袁家養父就不讓我到外地演出,那麼我就演話劇,演了很多話劇。
 
養父袁樹德
 
    我的養父袁樹德是日本留學生,他的母親有一點積蓄,都存在錢莊裡頭,後來錢莊倒閉了,他的母親一急就去世了。臨死前,她告訴袁樹德的妻子和小妾說,你們不能叫你們的丈夫回來,因為他要完成學業,他還有三年才能畢業,回來的話我的心血就白費了。袁樹德的妻子和小妾沒有生路,一天到晚就是哭。後來,樓下有一位鄰居姓許,他是一位有名的文武老生,因為身體不好在家裡養病,他看她們挺可憐的,就收了她們做徒弟,教她們唱戲。他的妻子叫陳善普,她就學老生,完全是學唱功,因為她們沒有幼功,不能學武戲。小妾叫陳菊芳,就教她跑跑龍套,演一個宮女或者二路旦。如此一來,陳善普就出名了,很紅,賺了很多錢。結果袁樹德回來以後才知道媽媽死掉了,老婆已經去演了戲曲。
 
    一開始,袁樹德要去湖廣鐵路當工程師,但是由於袁樹德身體很不好,結果就把工作辭掉,回到家裡來。可是,陳善普戲唱得很好,很有名,她後來就嫁了別人,走掉了,把袁樹德家裡的東西整個都拿走了。這樣,袁家就開始收一些學生,改走唱戲的道路了。
 
    那時,我賺的錢都給了他,他最多給我一些零用錢。袁美雲也是這樣,雖然她後來與王引結婚,她的工資就一分為三,她自己拿一份,她媽媽拿一份,袁家爸爸拿一份。他培養我,就是為了將來可以依靠我,老有所養。袁樹德自己有一個兒子,後來培養他讀大學,是華北藥廠的高級工程師,研究青黴素,現在他的後代還在石家莊的華北藥廠。他的兒子比我小四歲,很本分。
 
    其實剛開始我也沒有賺錢啊,也是靠袁美雲的那個份額來生活。後來我賺錢,一直給袁樹德十年。我和袁家爸爸是要簽約的——這個是用不著說的,我給他做女兒,賺到的錢是不可以拿到自己家的,這是絕對不可以的。1948年,袁樹德因病去世。
 
    袁樹德對我很好,他不是很貪財,他畢竟讀過一些書,有知識份子的味道,但是他還有一些流氓的味道,他會參加大字會或者青幫,但是不收徒弟。他喜歡罵人,有一點江湖人的味道。他對我還可以。我在政治上沒有甚麼污點,我因此恨感激他。
 
 
【採訪手記】
 
    袁仰安,這位曾經的上海灘大律師,1905年出生於浙江定海,1929年畢業于上海東吳大學法科,並獲得法學士學位,之後便開始了他的律師生涯。1935年,袁仰安開始擔任上海律師公會監察委員,在改進司法方面做過不少工作。對於良友而言,袁仰安一度擔任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公司的董事長,應當說,他直接參與了租借時期良友復興公司的組建,因此,在一本出版於四十年代的上海名人志中,袁仰安也就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良友復興公司的“創辦人”。
 
    從事法律工作,涉足文化事業,除此之外,袁仰安還進入于實業和金融業的開發,先後創辦機器工廠、銀行。他喜愛貴族的運動——狩獵,1932年,他召集創辦了上海狩獵學會。
 
    《良友》畫報第170期的封面,是一位頭戴帽子、形容姣好的年輕女性,她就是以京劇為本業、電影為副業的袁靈雲,電影明星袁美雲的表妹,同時也是袁仰安的乾女兒。袁靈雲還記得拍攝封面的那天,一位良友的攝影師在袁仰安的家裡給她拍攝了一組照片。袁靈雲並不知道,那位攝影師名叫“穀人”,就是當時《良友》畫報的主編張沅恒。袁仰安與袁靈雲以父女相稱,雖同姓袁,但並無親緣關係。袁靈雲所從事的京劇行當,需要很多有身份的人來捧場,“於是就認了很多乾爹乾媽”,袁仰安夫婦就是其中之一,“這在當時很正常”。
 
    20127月一個炎熱的下午,我們陪同袁靈雲驅車來到上海淡水路(原法租界)上尋訪袁仰安先生的故宅。距離袁靈雲上一次來淡水路,已經有幾十年了,雖然梧桐路依舊,但是道路兩旁的老建築已經所剩不多,我們開車順著淡水路由北向南一路尋去,卻沒有什麼結果。因為聽力障礙,袁靈雲很費力地與里弄的居民打聽——一座別墅,前面有一個很大的花園。在她的印象中,找到了那個很大的花園,就找到了袁仰安的家。
 
    終於,袁靈雲尋著自己的記憶,在一座里弄的聯排別墅的盡頭,找到了袁仰安的故宅,那是一座三層的別墅,文化大革命中,袁仰安一家雖已移居香港,但是袁仰安的大律師的身份使住在這棟別墅的袁家後人受到了很大衝擊,據說針對袁家的抄家行動進行了三天三夜,幾隻紅衛兵隊伍不分晝夜進行。袁家別墅頂樓原有袁仰安離滬赴港時留下的所有家當,也被查抄一空,其中就有一套《良友》畫報,箱子裡居然還抄到了袁仰安狩獵所用的獵槍,這成為批判袁家的一大罪狀。於是,袁家的別墅被分掉,住進了許多戶人家。
 
    在我們說是來尋訪袁家人之後,一位裡面的住戶熱情地將我們引上三樓。通過逼仄狹窄的樓梯,我們來到頂樓,見到了袁仰安夫人蘇燕生的親屬。改革開放後,政府決定向受批判的家族發還舊有資產,袁家後人收回了別墅的頂層。袁仰安的一位侄女說,頂層原本是傭人的住處和庫房,曾幾何時,我們剛才所走的逼仄的樓梯是專供傭人們行走,他們禁止走主家的大樓梯——從別墅空間格局的分配也可見舊時的主僕關係。如今,別墅的外表雖已配合市容的清理而塗上了明亮的顏色,可是它的裡面卻已經糟朽不堪,它的繁華也早已逝去。
 
    1949年之後,袁仰安一家人移居香港,他先後創辦了長城電影公司、新新影業公司和《長城畫報》等,甚至還在六十年代投身于一度興盛的玩具製造業。1994年,袁仰安病逝於香港。
 
撰文:胡新亮    攝影:程思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