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封面女郎,浮华时代的美学

 


 

文/胡新亮 

本文刊载于《中国艺术报》(2012年4月2日)

当茅盾在小说《子夜》中以乐观的姿态赞叹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时,他曾毫不掩饰地将自己的故事视为“一个中国罗曼史” 。罗曼史,在不同的文化政治话语交织下,在上海这个浮华的都市中被不断建构着、叙述着,又转而呈现为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美学形式。

从漫画女郎到照片女郎,摄影和印刷技术的进步引发了摩登女郎形象的现代嬗变,在日益繁盛的中国现代都市中,使女性摆脱“女性之谜”式的神秘色彩,开启了一个可以被认为是真实的拟象世界,从而成为新都市审美中的风向标。

1926年创刊的《良友》画报,本是一份面向城市新兴中产阶层的轻质读物,其中有着时事新闻、知识俗讲、生活指导、文艺杂缀以及五花八门的商业广告,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九开本,道林纸铜版印刷。但是作为一本新式画报,它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刊印在封面上的女性照片。

那些后来被称为“封面女郎”的民国女性形象,以一种新女性的姿态进入日新月异的都市空间,她们的举止、妆扮、服饰,乃至于一个眼神或者表情,都成为当时上海滩流行的时尚美学元素。时至今日,透过那些摇曳多姿的封面女郎,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那一个浮华时代中国人的精神气质。

女性之魅:她们的花样年华

她翩翩飞来,手捧一束鲜花,倾侧身子,笑靥迎人地看向一边,这位持花少女便是胡蝶。这是一帧名为《胡蝶恋花图》的黑白影像,有着鸳鸯蝴蝶派的作风,刊在《良友》画报第一期封面。1926年的胡蝶,还在由著名戏剧家洪深等主持的上海中华电影学校中就读,她是这所学校有名的校花。1925年,胡蝶出演了影片《战功》 《秋扇怨》 ,开始了她的银幕生涯。而《良友》画报创办人伍联德邀请同是广东人的胡蝶拍摄画报封面,实在是双赢的事情,这不仅有利于《良友》画报凭借明星的知名度打开市场,而且也便于提高明星本人的社会认知度。

据说,正因为登上了《良友》画报封面,胡蝶的银幕生涯一帆风顺,最后成就了她“电影皇后”的桂冠。1933年,胡蝶获得“电影皇后”的称号。次年,胡蝶蝉联“中国电影皇后竞选”的冠军。这一年,胡蝶再次登上了《良友》画报的封面(第86期) ,她已经从一位豆蔻年华的少女成长为风度翩翩的有着十足明星范儿的公众人物。这张与唐人古画同名的《春郊试马图》由欧阳璞拍摄,欧阳璞是《良友》画报编辑和摄影记者,曾参加1932年名动一时的“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采风活动。画面中的胡蝶身着米黄色短袖衬衫和白色裤子,一手牵着马匹,一手拿着高尔夫球杆。马术与高尔夫,一向被认为是绅士阶级的生活,而青春、自信的女性形象的介入,不仅意味着都市新女性对社会生活更为广泛的参与,而且女性自身生活的丰富程度也因此大大增强。

1937年7月,及时报道了“卢沟桥事变”的《良友》画报第130期封面出现了一位名叫“郑女士”的封面女郎,她身着印花的旗袍,扮着清新而不妖冶的美妆,有着民国女性特有的优雅态度,尤其是她那招牌式的迷人的微笑更凝定为永恒的瞬间,折射出那个动荡时代中一股昂扬青春的朝气。这位“郑女士”便是抗敌献身的女英雄郑苹如,她后来成为张爱玲小说《色戒》中女主人公的原型。

时任《良友》画报主编马国亮回忆说: “我们刊登这封面时并不知情,只在全面抗战军兴后才略有所闻。已故中国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和郑苹如的父亲是素识,曾亲口谈过此事。在以后的年月中, 《良友》也没机会赞美这位壮烈殉难的中华女儿。 ” 《良友》画报打算刊登这幅照片时,郑苹如要求要隐去真名,以至于当时的编者和读者们并不知道这位“郑女士”是何许人。1940年,这位有着中日血统的国民党情报人员因暗杀日伪特务头子丁默邨未遂被害,她那永恒的微笑也定格在《良友》画报的封面上。

抗战军兴, 《良友》画报也一改软质的都市情调,投入到倡导全民抗战的舆论洪流之中,它适时地调整自己的风格,在尽力延续女性形象作为封面的传统的前提下,一改往日封面女郎的优雅闲适情调,进行“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政治动员式的风格嬗变。

“卢沟桥事变”尤其是上海“八·一三事变”后, 《良友》画报一连数期以国共抗战人物作为封面,画报的新闻感大幅提升。除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外,还刊登了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朱德照片一帧,此外还有国民党摩托化机动部队普通士兵照片一帧。这一基调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因应时势的权宜之计。但从第139期复刊号开始, 《良友》画报又找到了在时局附加的政治要求与个体审美品位之间的平衡点,那是一张身着戎装的封面女郎,名为《新时代之中国女性》 。她的背后是风云突变的祖国大地,她目光如炬,神态坚定,双手端着刺刀做刺杀状,这显然是在表达全民奋起抗战杀敌的主题。虽然这一张封面不免给人以“摆拍”的感觉,但是《良友》画报还是找到了以自己的美学来呈现时局议题的方式。

然而,女性直奔前线厮杀抗敌毕竟不怎么符合实际,即使这是所谓的新时代对女性的虚拟要求,因此,紧接着的第140期《良友》画报采用了一张仪态端庄的女护士作为封面。这张由上海著名的沪江照相馆拍摄的李静宜护士照凸显了时代的审美要求:不尚繁饰,追求健康和向上的精神品质。这也呼应了大时代对个人从自我走向国家的召唤。

20世纪30年代,海派旗袍形成并在上海大为流行,这种经过了海派文化再设计的满族服饰迅速成为上海滩时髦女性穿着的首选,由此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海派风情。 《良友》画报第99期封面女郎阮玲玉,以娴雅的身姿轻靠在墙面上,她身穿交叉斜纹的绿色旗袍,头歪向一边,略带羞涩地淡淡地笑着,成为摹写她内心世界的经典照片。1934年的阮玲玉已经是炙手可热的电影明星。这已经是阮玲玉第二次登上《良友》画报封面,第一次是在六年前的1928年《良友》画报第30期,那时略显青涩的阮玲玉身着黄绿色荷叶边宽袖旗袍,她带给读者的是回眸时的淡淡一笑。

照片着色:真与幻之间

现代的摄影术和印刷术以及日益丰富的上海都市生活造就了《良友》画报和那一张张游走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封面。事实上,在没有彩色摄影技术的时代,照片的着色成为黑白影像向彩色影像艺术转换的关键一步。

1940年9月15日,第158期《良友》画报出版了“新西康专号” ,这是一期现代人文摄影家庄学本西康旅行摄影专号。画报的封面印着一位生活在川贵地区的少数民族女性,她手中正在刺绣,面向镜头灿烂地笑着。只要一看庄学本黑白影像的“原片” ,人们就能立刻发现照片着色师所进行的都市化的艺术加工和改造。这幅封面名为《刺绣》 ,民国画家张修中着色。

这两幅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灿烂笑容,凝固了一个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女子的影子,她身后龟裂的土坯墙,似乎在暗示着一个在苦难中和破败中挣扎的古老中国。但是,人民才是历史的决定性力量,他们创造生活的美,在中国广大的国土上,演绎着异常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这不仅是某个民族,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绵延不绝的原生动力。

由黑白到彩色,着色师的人工上色,以艺术创作的方式还原了现实的和想象的图景:眉毛变细了,脸色红润了,牙齿洁白了,笑容也更加可人了。因此,一个是摄影的艺术,一个是绘画的艺术,两相结合,成就了这两幅面相相同却又不同的作品。从乡村到城市,从一个国家的边缘到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就是从西康到上海,审美形态的改造,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更是中国人精神面貌自我表达的需要。于是,这位女子,终于在失色和再上色之后,经过艺术的淬炼,成为了《良友》画报的匿名封面女郎。

庄学本,一位传奇的摄影师。这个来自十里洋场的年轻人,有感于国势的不振,忧心于疆土的沦丧,在那个危亡日迫的时代,他和千千万万立志救亡图存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寻找救国的道路。他,选择了摄影,选择了遥居西南的西藏。

他曾四次试图入藏,完成边疆考察的宏愿,但是,西藏很近,却又很远,他始终没有能够完成心愿。好像是命运的安排,在这看似悲壮的过程之中,他居留西南十年,徘徊在藏区边缘的四川、青海、甘肃,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撰写了大量的调查记录,竟然形成了他摄影创作生涯的高产期,完成了内容极为丰富的历史性的影像民族志。

人是历史的主体。在大量人物摄影作品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个似乎还在跳动着的灵魂、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与土地的天然联系。黑白对比的峭刻和冷峻的风格,充满了纪实的味道,那许多定格的瞬间,捕捉到了从精神状态到生活形态的细节部分,在上个世纪百年的时代沧桑巨变中,这些又有多少能够留存下来呢?人心丕变,好在笑容永存。这位有着灿烂笑容的少数民族女子,如果她还在世的话,至少有九十高龄了吧。

封面女郎:美丽的绽放

使用女性形象作为杂志封面,这一风气始自清末的名妓小报。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性的身体形象表达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有出入风尘的女性,才可以呈现在公众面前,而其中的味道,不过还是香艳与色情的暗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女性形象包装商品招来顾客成为常态,最著名的便是月份牌。

关于月份牌,目前已知最早的记载是上海《申报》 。1883年1月25日(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八)头版有一则文字,说:“本馆托点石斋精制华洋月份牌……印以厚实洁白之外国纸,而牌之四周加印巧样花边,殊甚悦目。诸君或悬诸画壁,或夹入书毡,无不相宜。 ”可见,在清朝末年,月份牌就已经流行。然而,此时月份牌的主题仍不出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主题,女性形象,尤其是新都市女性形象走进月份牌,则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事。

民国不少的知名画家,都曾经有过画月份牌的经历,比如与《良友》画报关系密切的胡伯翔与梁鼎铭。胡伯翔,这位擅长山水的画家, 21岁时进入英美烟草公司美术部,他任职期间,不是用擦笔水彩技法,而是先以水墨赋形再上水彩罩染的方法,创作出肤质感极强的人物形象。与其同时期的画家梁鼎铭,曾是中山陵油画作品《惠州激战图》的作者,也曾经与胡伯翔同在英美烟草公司共事,绘制月份牌。由于胡伯翔高度近视,不便于给美女写生,他因此赠诗与梁鼎铭:“远看看不清,近看难为情。此道既不行,让与梁鼎铭。 ”(梁得所《猎影记》 )可见,月份牌虽以绘画为主要手段,但是写生,尤其是女性写生成为创作的重要来源。

随着摄影术的流行和彩色印刷技术的长足进步,女性形象作为城市生活空间建构者的力量在新的时代被大大激发出来。而这一风气的开端,便以《良友》画报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良友》画报的封面女郎以一种新海派的摩登形象进入城市空间,她们的作用,不仅在于商品(杂志)的宣传,更在于新的女性审美标准的建立,这些标准更适合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滩。很快,端庄靓丽的良友风格影响开来。

《文华》杂志创刊于1929年8月,好友艺术社出版,由富有绘制月份牌经验的画家梁鼎铭和画家梁雪清担任美术编辑。它的第一期封面,便是梁雪清绘制的李瑶卿女士,这一期封面并非采用着色照片彩印,而是人工绘制,有着浓重的月份牌色彩,显然与创作者的艺术背景有很大关系,它的风格亦与早期的《良友》画报相似。只是在logo上,《文华》采用的是名人题词,第一期刊登的是叶楚伧题写的“文华” 。第一期还刊登了一则《本刊紧要启事》说:“本刊原名好友,为好友艺术社社友所通力合作而成。预定八月一号出版。讵于期前数日,忽由某律师代表同行某印刷公司来函,谓:已以此‘好友’二字向商标局注册,请勿再用!云云。 ”“好友”二字其时已被良友公司注册,对于此声明,也可见良友风格的影响所及,连良友公司也不得不有所防备了。《文华》杂志之后也逐渐采用着色照片彩印的封面女郎,并使用与《良友》画报相似的美术体刊名。第41期《文华》封面刊登的是一幅泳装女郎照片,这位女郎身着绿色泳衣,上面绣着现代感十足的花饰,一手拿着的油纸伞斜靠在肩上。这种亦西亦中的组合更多的考虑到了美感,体现了新海派文化中西杂糅的审美取向。

1931年出版的《玲珑》杂志是一份女性刊物。作为女性刊物,它很自然而且理所应当地以女性形象作为封面,虽然在它的三位编辑者中,只有陈珍玲一位女士。它的第一期封面是“邮票大王周今觉之女公子即新嫁娘周淑蘅女士” ,周女士的连衣裙只有上身可以隐约感到有一些中式服装的味道,其余都是西式的装扮。她娴静的态度不仅表达了她作为名媛的身份,而且更重要的,她代表了《玲珑》杂志作为女性刊物对女性审美的姿态。然而,《玲珑》杂志到了后期,封面女郎的色彩极大退化,艺术感大为缩水,它直接采用黑白照片单色印刷。它的最后一期以“黎明健小姐”的泳装照作为封面,显示了女性形象作为时代开放程度晴雨表的意义。

除此之外,如1934年由严次平主编、青青电影画报社出版的《青青电影》 、 1935年由明星半月刊社出版的《明星》半月刊、 1939年郑留主编的《永安月刊》等等,都以现代都市的摩登女郎(明星名媛)作为封面。甚至同是在1926年在天津创刊的《北洋画报》 ,每期的标题之下也刊出大幅名媛明星的照片,只是它的画报形制还局限在传统的单页正反两面而已。

名媛明星走上封面,成为家喻户晓的女性形象,在无形中,塑造了都市女性的审美标准:摩登靓丽、健康青春、富于涵养,又适应上海多变的都市生活,这与传统女性的审美观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果说,封面女郎,是浮华时代意义表征的符号,那么,它的符码便是操纵上海这座城市生活的“现代性”过程,只是这一过程因为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呈现一个激荡、迭加和交融的样态。封面女郎们那段花样的年华,虽早已随着历史消逝,但是这其中的无穷魅力,也正是文化替变的动因。

(图片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提供)

编辑: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