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


永不褪色的黑白
 
 
    1932915,上海各大报刊登出了一则新闻:“中国文化事业之创举,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今日出发。那一场八十年前的魄力壮游,处在中华民族重要特殊的历史转折阶段,因而赋予了旅行摄影更为独特深重的意义。在那样一个交通多阻塞、国民多蒙昧的社会背景下,旅行摄影成为一座桥梁,将未知的社会风貌呈于读者的面前,记录反映着一个飘摇国家的现状,对于当时民众的意义自勿需多言。与良友摄影团的全国壮游不同的是,同期亦有许多青年,仅凭着一颗拳拳爱国之心,只身深入那些异常艰险的边陲之地,探寻与世隔绝不为时人认知的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其文化、语言、风俗等,从另一个层面揭开多年来妨碍国民认知的神秘面纱,打破国人延续多年的视少数民族为“蛮子”的错误观念,重识中华地域与文化之博大与多姿。
 
    这种旅行摄影与民族调查相结合的形式,对个人而言,艰难险阻更为巨大,往往需要冒着生命的风险,凭着信念与热血一行经年,将所见所感凝成一张张价值不可估量的珍贵照片和一本本客观记述多元文化的调查书册。
 
    《良友》作为一份时代的画报,记录了许多这样的个人壮游,今天的我们透过《良友》再回首这些珍贵的旅路点滴,重视老照片中的多重价值,一同感受、思考、重温、铭记那些不应被遗忘的名字和那些永不褪色的黑白
 
庄学本:十年西行路
 
    哪怕目光只是淡淡扫过,也会忍不住停驻并凝视这组人物肖像,黑白的光影淡化了华丽的饰物、奇特的装束所能带来的通常意义上的第一视觉冲击,取而代之的吸引力来自人物的神态和一种只可意会的气氛的渲染。照片是静止的,却时时刻刻将一种动人的自然从容弥漫开来,散至观者的内心深处。即便是在极近距离的人物特写之中,也难以在被摄者眼中寻到一丝波动与不安、局促与不适,一切都是那么平和冲淡,于是,观者近乎产生了一种错觉,影像之中的人物似乎穿越了纸张、距离、岁月乃至一切的阻隔,站在触手可及的咫尺之距,或温柔或自然或无畏地与我们进行着目光的交互,继而开启了一种神秘而又深切的沟通。这样的体验从未拥有,以至于蓦然之间打动了观者内心之中最柔软的角落。在这个角落,我们一直在默默地呼唤并渴求着与陌生迥异的灵魂产生无障碍的交流与共鸣。这种共鸣与交流来的太平实、太自然,让人难以置信。
 
    这样的摄影超越了技巧与美学层面上的追求,因为它已经达到了一种至高的境界:消除了镜头与摄影师对人物的影响,打破了时光和距离乃至主观感情所产生的交流隔阂,将被摄者最自然的精神常态汇聚在了影像之中,直接在观者和被摄者之间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
 
    事实上,一旦我们了解这组影像的拍摄背景,将更为惊奇与赞叹,能够获得这样的自然之氛,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民国实属创举。当时西方摄影无论从理论、技术到内容均远超国内,并且许多先进之处尚未传及国内,因此这种具有社会纪实与人文关注性质的摄影佳品本身便是天才式的创作,首开了国内的摄影形式先河;而照片中的人物多是当时被国内较发达地区的主流人群视为愚昧落后的西康边民,国人与这些处于西北偏荒之地的少数民族绝少交流并存有偏见,摄影师凭一己之力深入腹地开展旅行调查摄影,能够让这些有文化隔阂的“边民”自愿进入镜头并打破芥蒂留下如此自然真实的照片,其独到的眼光见解与天赋固然是成功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是背后所付出的巨大心力。
 
    这样的摄影佳作堪称一流,其中所蕴含的人文及历史研究价值更是不可估量。留下这些珍品的作者不应为我们忘怀,他就是一代人文地理摄影大师——庄学本。
 
    1930年对这庄学本而言是独具意义,这一年,他参加了由五个知识青年组成的“全国步行团”,喊着“凭我二条腿,行遍全国路,百闻不如一见,前进!前进!前进!”的口号,从上海一路北上进行社会考察,访问了许多文艺、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虽然这次行动因时局不稳,最终抵达北京之后而未能如愿,但是此行已然使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影响改变甚至可以说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
 
    四年之后,193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国民党政府组织致祭专使行署。庄学本拟随专使行署进藏考察,达到成都后却因专使不允而使入藏计划落空。但是庄学本没有放弃旅行摄影与民族调查的计划,转而选择了一块白地,进入被诬为吃人野番居住的果洛草原考察,最终拍摄了上千张纪实照片并撰写了旅行记,由《中央日报》、《申报》、《良友》画报连载,在南京举办了个人摄影展,专著《羌戒考察记》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此后,庄学本的旅行考察与纪实摄影之旅愈发深入持久,直至1940年,他先后考察了蒙、藏、土、撒拉、藏、彝、普米、苗、傈傈、纳西等少数民族,拍摄了大量的作品并撰写了许多内容详实的民族调查报告,在当时的影响十分巨大,有幸的是《良友》记录下了他的成果与贡献,19409月号的《良友》出版了“新西康专号”,由特邀记者庄学本拍摄撰写,这也是《良友》出版史上唯一的一本专辑,时至今日,庄学本当年旅行期间所摄的上万张照片多已流失,而这本“新西康专号”或多或少地弥补了些许遗憾,保存了部分精华。
   
    庄学本的摄影考察全面丰富,从社会组织、生产方式、贸易到自然生态、文化、宗教、习俗等,几乎囊括了整个社会形态。因此,得以保存下来的老照片极具研究与欣赏价值。更为可贵的是庄学本对于这些“边民”的认知超越了时代,他的摄影采取了一种融入的方式,从生活、情感、信仰的层面,不带猎奇的目的,不以俯视的角度对他们进行了全面的认识考察,而这种融入式的考察也使庄学本在他的《十年西行记》里流露了一份自然动人的感情认同:“与这些边地民族相处既久,就知其快乐有趣,古风盎然,反觉其精神高洁。有自诋同胞为‘野番’者,为大谬。”这份感情认同难能可贵,传达了庄学本在多年的深入考察之中所获得的独特高贵的生命体验与启迪:惟以尊重的态度去观察了解,才能学会欣赏异域而又同源的灵性生命,才能感受到木讷神情之下的纯净坚韧,以及古朴独致的美学表达。 
 
杨成志:险涉大凉山

    1929年第42期《良友》刊登了一篇篇幅很长,分占5个版面的文章:偏山远水汉民未涉之地,食人蛮夷的骇人谣传,前路未卜只身考察种种扣人心弦的情节配合清晰真实的照片,共同组成了这篇图文并茂、丰富精彩的《民族调查冒险记》。此文的作者也正是故事中的主人翁——中国
民族学家及人类学家杨成志。
 
    杨成志1923-1927年就读于岭南大学,研究民族学与人类学,在校期间就担任了《南大青年》、《南大思潮》和《南风》等刊物的主编。1928年受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指派,赴云南调查少数民族情况,过程曲折惊险,期间杨成志以旅行摄影配合调查记录的方式,整理了大量极为重要珍贵的影像及资料,第一次揭开了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的神秘面纱,并打破了彝族的封闭自处,建立了彝族和外界的双向沟通,归来之后,杨成志在《良友》上刊登了记录旅程点滴的《民族调查冒险记》,受到了热烈的反响,并撰写而成《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罗罗太上消灾经对译》等专著,调查研究了奴隶社会结构及彝族生活情况、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特征等,完成了中国较早的民族学田野考察。
 
    杨成志并非专业摄影师,此次的旅行调查未以摄影为主要记录手段,虽然行途也拍摄了诸多记录见闻的影像,但在数量与质量上自然与庄学本所摄的照片有差别。再看《民族调查冒险记》中所配的十多幅旅行照片,感受又不一般。杨君此文首开先河,揭秘了大凉山深处的自然景象与彝民生活状态,行文中所描绘了许多时人未能料想的场景,而这些照片恰到好处的弥补了时人的想象空白。
 
    第一张押题照片便以一人一马、轻装简备、羊肠古道之景令读者对杨君只身深入滇地的困难产生了种种预想。事实上,此行确实困难深重,1928712日,杨成志、容肇祖会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俄籍史学家史禄国教授夫妇,本欲一同从广州出发,经香港、越南河内,再由滇越铁路到昆明进行考察。然而容、史氏夫妇到昆后却先期回粤,只留杨独自留下,完成民族调查的职责。
 
    杨成志在昆明滞留了月余,对一些学生、士兵和犯人做了体质测量,访问了当地学者和外籍传教士;查阅云南史志文献,初步了解了云南的民族情况,最终选定异常艰险的川滇交界处凉山地区的彝族作为调查对象。
 
    接下来的一张峻岭景照再现了当年金沙江之滨,汉彝以山为隔、互不往来的实况,那时杨成志携带当时省政府主席龙云的介绍信,于91日向滇东北进发,行走近半月,沿着川滇古驿道经东川到达金沙江畔的巧家县城。由于这一带交通险阻,匪盗众多,特别是凉山彝族奴隶主常掠汉人为奴,地方官恐生不测,多次劝他放弃此行,但他坚定回复道:“我此次得窥探凉山,若得成功归来,定可做吾国学术上的贡献,若中途不幸被捻杀时,是我好自为之,虽牺牲了生命,也与你们地方官毫无干涉的。”最终地方官见他态度如此强硬,便任他独自进去。在《民族调查冒险记》行文之中,也多处显示出了当时民族之间的这种矛盾对立。譬如杨成志文中所提及的凶山恶水的便是一种外来者长期经验累积的结果,有时这甚至是以一种民间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天见蛮子,日月不明!地见蛮子,草木不生!人见蛮子,九死一生!草见蛮子,叶落又萎根!多么形象的教训,族群之间的隔阂又是多么的玄远。然而,当杨成志看到了与自身经验完全不同的文化所包裹起来的蛮公蛮婆时,他第一反应,还是专业的——一种被专业装点起来的体制化偏见。此时,杨成志心花怒放,他以为自己找到了第一手的数据,可以补益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
 
    他拿起相机,却又开始浑身不自在起来,两种日常经验和生活逻辑开始了碰撞,它又基于情感甚至生理的态度。那些怪异的人围着他,一种不堪嗅的,腥膻臭味钻入鼻里,一个蛮民小男孩将手伸进杨成志的衣袋,想要窃取财物,杨成志以绅士般的几下手杖作为还礼,并趁势给小男孩拍了一张照片。大约是相机闪光灯的缘故,蛮民一时目瞪口呆,谁也不敢再动手,也似乎一下子搞不清杨成志到底是何许人也。相机起到了神奇的作用,蛮民觉得摄影会把人的心魄都收了去的。
 
    就在这狭长的金沙江沿岸地区,杨成志遭遇到种种迥异的风俗,有些令他在身体上感受着无限的痛苦。在他的《民族调查冒险记》里,他以一人之身深入不毛,以一个个体的经验,却又是一种集体的经验去与另外一种文化的经验相交流,在类似于东方主义的心态中,他难免产生种种偏见。
 
    最终杨经多番联络交际,才得到当地彝族中颇有声望的首领禄呷呷的准许进入调查。 10月,他由彝民朋友带路,拜访了禄呷呷,向他赠送了礼物,禄首领宰牛置酒款待。他尊重彝族的风俗习惯,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娱乐,彼此结下了真挚的友谊,这使他的田野考察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在凉山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杨成志先后调查了斯古、沙木箐和跑马坪等地,行程约500余公里,经过了200多个村庄,搜集了不少20年代末彝族社会组织和文化民俗等资料及彝文经卷。
 
    经过深入的交往与调查,他深感彝民豪爽朴质、热情好客,重感情亦重友谊,并非外间所传的那般野蛮。因此,我们在杨成志所摄的人物相片之中,丝毫未感觉到传闻之中彝民的剽悍凶恶之风,杨成志客观记录下了彝民的日常状态,可以说这些黑白影像一经发表便成为十分有力的证据,打破了时人的各种偏见与猜想。《民族调查冒险记》结文处的照片“在蛮地结识之朋友临别留影”也让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杨成志与彝民的情义,照片中人物衣着虽很模糊,但是彝民脸上那抹微笑却清晰动人,杨成志此行不仅完成了调查的使命,也建立起了彝民与汉民的沟通渠道,经他建议,此后在诸路磨开和斯古两地,开办了两间小学,实行了文化的对接
 
    当杨成志在《民族调查冒险记》的结尾处最后喊出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口号时,他所深切感受到的,正是处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初期的中国对自己国家想象和认识的残缺。尽管在这一国家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他背负着双重的负担,来自现实,也来自传统:既有殖民主义和现代化所来带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进步观念,又有传统社会中帝国天下中心与边缘的想象。深入异境,猎奇与冒险,不管有着多么高尚的目的,也不管对于想象的共同体有多少期许,他者的观念总是颠扑不破的。杨成志来到了云南,这个处于现代国家统治之力尚为薄弱的区域,开始了他的冒险,他有着官方的称呼——中山大学研究所特派西南民族调查专员,这为他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十足的危险。
 
    时代决定了这一旅程在思想上难以避免的驳杂,正如编者按所说:我们想御外侮,必须谋自己民族团结,尤其先要明了本国情形,所以民族调查是当急之务。
 
    认识到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其文化的多样性异常丰富的过程,是近现代成功实现民族国家整合的必须。杨成志的《民族调查冒险记》抑或庄学本的《新西康专号》,都成为了一份鲜活的现代中国人试图全面认识自己的精神历史的资料。
 
    80多年过去了,现代读者也许早已经模糊了那段民国记忆,一张张老照片将历史凝固成瞬间的经典,经历着岁月之河的冲洗,永不褪色,时刻等待着我们去凝视、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