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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看良友】《良友》与新文学

 

 
 
良友画报
 

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258月创立,19262月即推出《良友》图画杂志。这本图画杂志(俗称画报)一开始就以精湛的摄影技术、先锋的时尚概念、丰富而及时的国内外社会文化信息,迅速取代老派的《点石斋画报》和周期既短内容又贫弱的单张小画报,在全国取得绝对垄断地位。

 

人们一般称道《良友》图画摄影,不太看重它的文字。李欧梵虽然也说《良友》“包含了相当重的文字分量,但其引人之处显然还在于那些图片”,他在《上海摩登》一书中对《良友》的文字部分几乎没有一字评述,反复讨论的是它的图画摄影,特别是“封面女郎”。其实作为广泛深入地报道时事、引领潮流的大型现代画报,《良友》的文字部分一点也不逊于图画摄影。历任编辑周瘦鹃、梁得所、马国亮和公司创始人余汉生皆文界高手,不仅自己频频操刀,更熟悉文坛,广结善缘,吸引了大批新锐作家。

 

说到良友图书出版公司与新文学的关系,通常都会想起“良友丛书”,特别是1935年赵家璧主编的煌煌十巨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其实良友公司能在文学类图书方面取得骄人业绩,画报厥功甚伟。正因为画报经年累月与文坛保持良性互动,团结了大批新文学俊彦,“丛书”、“大系”的出版才水到渠成。

 

由于无法刊登中、长篇小说,短篇就成了《良友》沟通新文坛的主要渠道。郁达夫、巴金、丁玲、穆木天等二三十年代著名作家都常有短篇揭载。30年代走向成熟的讽刺小说家张天翼和他的乡谊、写实派小说家蒋牧良在《良友》上也频频露面。原属京派而移居上海的芦焚(师陀)贡献尤多。张、蒋、芦焚的作品或讽刺社会,或描写底层,或回味北国故乡的风物,给身在上海的《良友》带来了别样的色彩。

 

但《良友》更注重上海本地作家。30年代初善于刻画都市女性的叶灵凤,“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新感觉派”后起之秀黑婴,都有大量作品发表于《良友》。施蛰存本人主编纯文学刊物《现代》,却把代表作《春阳》交给《良友》发表,这说明《良友》的文学追求取得了文学界广泛认可。予且(潘序祖)是三四十年代以上海石库门读者为主要对象的熔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于一炉的当红作家,不仅给《良友》开随笔专栏,也发表了许多短篇。

 

散文随笔是《良友》开向新文学的又一扇重要窗口。或许是画报的纪实作风感染了作家,或许是编辑有意提倡,新文学作家给《良友》写随笔,不知不觉戒除了抒情凿空的“新文艺腔”,而转向纪实。胡适的名文《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茅盾继《子夜》之后描写上海金融界的散文小品《证券交易所》,郁达夫的《上海的茶楼》,洪深俯瞰上海豪华消费场所的《大饭店》,老舍谈北京人逢年过节的风俗的《抬头见喜》,巴金追忆广州陷落的《在广州的最后一夜》,以及陆小曼《泰戈尔在我家》、章靳以《忆上海》、穆木天《弄堂》、赵家璧《中国兵》、《北行印象》、常任侠《汉墓残迹》、曹聚仁《回力球场》、潘汉年《对日抗战中的第八路军》等,都清新可诵,信息量巨大,体现了文学刻画与纪实手法的良好结合。

 

文学的纪实,或纪实的文学,确实是《良友》文字部分的一大特色。

 

在这方面,《良友》人物传记尤为可观,系列的“现代成功人士自传”、“名人生活回忆”和大量人物访谈,可能是现代文学杂志史上独一无二的专栏设计。《良友》根据自身特性,以很大篇幅发表传记,可谓别具只眼,而新文学家现身《良友》,本身就具有新闻价值。

 

《良友》记者追逐文学名人的热情一点不低于对那些当红政客和电影明星的关注。他们主动出击,分赴各地采访,使这个栏目总显得生机勃勃。鲁迅虽然未赐稿《良友》,但著名记者梁得所亲自登门为他摄影,并特地找来原刊《语丝》的“鲁迅自叙传略”配合发表。丁玲是《良友》跟踪报道的对象,《良友》也有意将她精心打造成新女性的一种典型,与封面女郎、电影明星、交际花、大家闺秀、模特儿,一争风采。抗战以后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更是《良友》采访报道的热点。《良友》发表老舍写他初到伦敦的随笔《第一天》,准确地摄取了幽默大师起步的身姿,洪深的文学回忆录《我的打鼓时期结束了吗》更真实记录了话剧艺术在我国筚路蓝缕的前史。

 

新文学和《良友》的关系或许可以这样来概括——

 

新文学进入《良友》,扩大了自己的读者面;《良友》与新文学结缘,提高了它的文化品位。